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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。

　　汪东兴回忆说：

　　“第二天，也就是6日上午，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，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。”

　　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，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，可以说是驾轻就熟。这一回，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：

　　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，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，主要议程：

　　一，审议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清样；

　　二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。

　　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，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。

　　(签字)：汪东兴

　　中共中央办公厅

　　1976年10月6日

　　发出会议通知，只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一项。汪东兴依靠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三位副主任，即李鑫、张耀祠、武健华，完成一系列绝密的工作：

　　调兵遣将，宣布纪律挑选绝对可靠中央警卫团的干部，内中大都是团以上干部，参加行动。进行战前动员，宣布纪律，进行宣誓；

　　人员分组，明确任务负责抓捕王、张、江、姚各一组，每组三四人。拘捕江青小组特地配备两名女警卫。这一小组还负责拘捕毛远新；

　　踏勘现场，模拟练习有关小组对怀仁堂的地形进行实地踏勘，比如捕人时走廊要突然关灯，灯的开关在哪里，都要一清二楚。捕人时如何格斗，也进行了模拟练习。

　　汪东兴后来回说：

　　“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，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，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，方便一点。应该由我做，应该做好。

　　“在做具体工作时，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、张耀祠、武健华。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，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。

　　“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，不应该考虑这些了……”

　　一位在叶剑英身边担任多年贴身卫士的张参谋，参与了这次行动。在1982年11月24日上午，他回忆10月6日的准备情形：

　　“我是执行具体任务的。是叶帅派我去的。那时叶帅决心大，行动快，‘四人帮’准备10号搞政变，我们提前在6号晚上八点(行动)，名义是开政治局常委会，地点(选)在中南海怀仁堂。

　　“事先都做好了准备。因为是突击任务，要绝对保密。早上把我从家中叫来，集合到中南海一所院子里。临走时，我对爱人说：我有任务，要到外地出差，时间可能长一些，几个月，半年说不准，我不能给你们打电话，也不能给你写信，你不要找领导打听，也不要告诉孩子们。我这次是秘密行动。

　　“等我赶到指定地点，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。每个人都带着武器，神情也特别严肃。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，但已预感到要发生一件大事。所有到场的人，都立即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，也不许到别的屋子随便走动。

　　“不一会，汪东兴来了。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，宣布了几条纪律，接着就对我们进行动员，说江青一伙坏蛋要搞资本主义复辟，要搞垮我们的党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，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政权。

　　“随后，他就领着我们宣誓。誓词很短，大意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要服从命令，保守机密；要勇敢战斗，不怕牺牲；要誓死保卫党中央；中央叫我们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！

　　“宣完誓，汪东兴又进行了具体分工，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，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，还在大厅里作了演习。”

　　汪东兴布置完工作，问道：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　　这时候，有人问：“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？”

　　汪东兴非常明确地回答：“如果有人开枪，你们就往死里打，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！”

　　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一问题呢？

　　这主要是针对王洪文来说的。张春桥、姚文元是“秀才”，不会动手开枪。但是，王洪文那时身边常带短枪。他经常到靶场练枪，据说枪法还可以。

　　另外，还考虑到毛远新。那时候，毛远新也身边带短枪。

　　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、毛远新都有警卫，警卫都带枪。

　　汪东兴毕竟军人出身，所以他的答复非常干脆：“如果有人开枪，你们就往死里打，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！”

　　我们根据汪东兴的命令，警卫们分三批秘密开进了怀仁堂，悄悄埋伏下来。

　　叶剑英那天在玉泉山九号楼。尽管叶剑英是当天的行动的“导演”，但是他不露声色，连他的机要秘书、警卫参谋都不知道这一绝密行动计划。

　　10月6日上午，叶剑英的工作一切照常。他像平常一样听秘书汇报，批文件，读书，看报，甚至还照常学英语。

　　在这大决战前夕，叶剑英守口如瓶，处之泰然。

　　据叶剑英的机要秘书回忆，在10月6日下午三时半，红机电话响了，意味着有重要的电话进来。

　　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。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通知“叶办”：“晚上八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，请叶副主席提前一个小时到达。”

　　当机要秘书向叶剑英报告了这一电话内容之后，叶剑英说：“准时赴会！”

　　这时候，“叶办”才开始着手晚上赴会的准备工作。

　　六时一刻，司机老赵开来“红旗”牌大轿车。警卫参谋“马头”护送叶剑英上车。

　　据“马头”回忆：

　　车子开到木樨地的时候，叶帅问：“‘马头’，你注意一下，钓鱼台方向，有没有红旗车过来？”

　　开到六部口的时候，叶帅又问：“‘马头’，你对中南海熟不熟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熟呀！”

　　他问：“怀仁堂有没有后门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有后门！”

　　他又问：“能进车吗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能进车！”

　　我当时觉得，今天怎么啦？叶帅怎么提出这么一大堆的问题来？

　　晚七时准确地提前一小时，叶剑英几乎和华国锋同时到达怀仁堂。

　　这时候，怀仁堂里早已森严壁垒。三个行动小组已经各就各位。

　　在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：

　　警卫参谋“马头”按照惯例，在叶剑英下车之后，手持叶剑英的公文皮包，紧随其后，步入会场。往常，“马头”随叶剑英进入会场，待叶剑英坐定，他把公文包放在叶剑英面前，然后退出会场。“马头”随叶剑英到过各种会场，都是这么个“程序”。不光叶剑英如此，其他中央首长也是如此。因为首长几乎不自己拿公文包的，总是由警卫参谋、警卫或者秘书持包。持包者护送首长进入会场，给首长放好包之后退出会场。这也是出于对首长安全的考虑，出于对公文包中重要文件的安全的考虑。会场往往设有专门的警卫、秘书休息室。当首长们在会场开会，警卫们、秘书们便在休息室里恭候……

　　然而，今天的怀仁堂却有点反常：当“马头”随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，却被守在门口的警卫科长挡住！

　　原来，汪东兴作了特殊规定，除了首长本人之外，任何警卫、秘书不得入内。不言而喻，这一规定出自今天这一特殊情况的安全考虑。

　　正因为这样，连“马头”也被拒绝入内。

　　“马头”并不知道今晚的特殊情况。他坚持要进入怀仁堂，便与警卫科长发生争执。“马头”无奈，只得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，而叶剑英怕耽误时间，没有接过公文包便径直往怀仁堂正厅走去。公文包一滑，从“马头”手中掉下，啪的一声落地，顿时惊动了里面执行埋伏任务的人。

　　这时，警卫科长只得随机应变，让拾起公文包的“马头”进入会场，并叮嘱他一放好包马上退出会场。

　　“马头”照办了。他意识到今天的怀仁堂情况异常，但是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大事……

　　本文摘自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，叶永烈 著，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09年6月